北京大学红楼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途中，毛泽东感慨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如果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30年前”，指1918年、1919年之间。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带领一批新民学会成员赴北京筹办赴法勤工俭学事宜，这是他第一次赴京。1919年12月6日，他第二次率领湖南请愿代表团赴京请愿，要求北京执政府罢免湖南省督军张敬尧。
毛泽东是如何遇到李大钊，究竟是谁介绍他到李大钊处，先任北大图书馆的“杂役”，后任“助理员”的？这是一个关系中国革命、中共党史的重要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说，常见的有五种：
一种是毛泽东直接找到李大钊，由李大钊亲自聘任的；第二种是毛泽东找到蔡元培，由蔡元培交由李大钊办理的。可以说，这两种说法都不能够成立。20年后，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曾说：“（在北大图书馆时，）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一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从主观上说，以毛泽东的个性而言，他是不可能去向一位素不相识的“上层”人物求助的；从客观上说，当时李大钊在北大主要工作是讲学和编辑《新青年》，少有时间到图书馆问事，恐怕毛泽东想找他也难以找到。而蔡元培则更是位大忙人了，恐怕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未必肯安排时间接见吧！
第三种是萧三的哥哥萧瑜介绍的。萧瑜说是由他找到当时在北大读书的张国焘，张国焘再转托李大钊办的。张国焘当时的确是北大的左派学生，与李大钊有师生之谊和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关系，由他向李大钊提出是有可能的，但是成功的可能性太小，因其身份毕竟是学生。萧瑜和毛泽东同是黎锦熙在湖南一师的学生，皆为新民学会的主要成员，此时他们一道为赴欧学习法语来到北京，俩人有交往而又不相融。尽管新民学会解散时由于萧瑜坚持无政府主义与毛泽东分道扬镳。但大陆解放后，毛泽东仍然嘱托原新民学会同学写信劝萧瑜回国，却被回绝。1955年中国派出一个文艺代表团赴南美洲乌拉圭访问演出时，团长曾委托当地华侨组织商见萧瑜仍被拒绝。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访华，萧瑜竟致函乌拉圭总统和联合国，要求不要放弃台湾。直至年届80高龄，萧瑜仍然组织乌垃圭“青年反共团”反对毛泽东。但是毛泽东却始终记得与萧瑜的友谊，这在毛泽东的交谊中是非常少见的。
第四种是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介绍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毛泽东传》写道：“十月间，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每天工作除打扫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是二三百元，毛泽东每月薪金只有8元……”这一说法是援引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的一段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老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8块大洋。”毛泽东的自述，加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权威，此种说法自然成了公认的标准答案。
但是问题又来了：一次，总政部队作家、《湘潭黎氏》的作者黎白，为写《贺龙传》到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编写组，闲谈中说到黎锦熙与毛泽东关系的一些史实。他们本来就是一些十分相熟的朋友，编写组的同志便说：“你是黎锦熙先生的晚辈。主席那一段历史，你应该更清楚。”黎白说：“主席是怎样到北大图书馆的，你们编的《毛泽东传》所写就不很准确。毛主席和蔡和森、罗章龙、萧瑜他们十几位湖南学生刚到北京都是住在杨昌济先生家里的。不久，毛泽东就搬离杨家，据我所知，那时杨先生对毛主席和杨开慧谈恋爱的方式并不满意，毛主席一个人搬出杨家是有原因的。”
第五种是毛泽东的老师黎锦熙介绍的。毛泽东搬出杨家，就与其他新民学会会员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7个人合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毛泽东说：“当我们大家都挤在炕上睡觉时，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他又想继续留在北京增长些见识，他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朋友们的钱来到北京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便请黎老师帮忙，黎锦熙随即便想到李大钊。
在此几年前，“欢迎投稿，不取文言”的《国语周刊》与“布告征文，不收白话”的《甲寅》刊物对垒时，黎锦熙为《国语周刊》的编辑，而李大钊则是《甲寅》的编辑。而至1918年时，李大钊已受聘于北京大学，与陈独秀一道编辑《新青年》，并兼图书馆馆长。其文章虽仍以文言为主，但也不反对白话文了。“不打不成交”，黎锦熙、李大钊俩人倒结下了深厚情谊。打归打，骂归骂，其实他们对新文化的见解还是一致的。所以黎锦熙就介绍毛泽东往北京大学图书馆谋个差事，写了封信交给毛泽东，嘱咐他面交李大钊。李大钊按照黎锦熙的委托，就安排毛泽东在图书馆当了个“杂役”。作家黎白在《湘潭黎氏》中写道：“不久，毛泽东又在黎锦熙家中第二次提出请求，（要求）再写封信给李大钊，毛泽东不愿只干打扫图书馆的事，希望能改为登记图书，这样就会有更多时间去读书了。黎锦熙就又给李大钊写了第二封信，仍由毛泽东带往北京大学，李大钊也照办了。”所以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开始时是一个“杂役”，后来才升为图书助理员。
毛泽东在京最熟、最亲的要算杨昌济和黎锦熙俩人了。因为杨昌济是在1918年夏方应聘为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可以说至当年10月毛泽东进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杨先生仍然是“人生地不熟”，加上毛泽东与杨家有些“过结”不好常去，倒是对黎锦熙有“如婴儿之得慈母”之感，所以常往。“黎锦熙知道毛泽东当时工资微薄，生活清苦，就特别准备了好的饭菜，让他‘打牙祭’。他知道毛泽东颇有烟瘾，每次毛去他家，他都准备了两盒‘炮台’烟招待。毛泽东还在黎家过年，一起包饺子吃。”几十年后，黎锦熙夫人黄鹤寿对孙辈们还不经意地提起毛泽东当初到黎家吃饭的作派说，“润之呃，来哒也不搭白（说话），坐下来就呷（吃），呷（吃）哒就走。”
但话又说回来，应该说第三种、第四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李大钊之所以接受一个陌生人的求职，也可能与张国焘和杨昌济的“说项”有关系。但是他们的“说项”只能是起了一种助力作用，而黎锦熙的“推介”才是关键。《湘潭黎氏》写道：“因为当时的毛泽东是个穷学生，在北京要住一段时间，找不到一份差事是很难生活下去的。毛泽东当时在北京的关系中只有与黎锦熙最熟，就黎锦熙在当时教育界的社会地位以及和李大钊的友谊而言，要帮这忙也确实不很费劲。”
萧瑜、张国焘当时都是一般学生，自然能力有限。杨昌济虽为留学归来的教授，但其社会声望和人脉关系却是一般。为了学生不太爱听他那些概念抽象、语言乏味，而又偏重逻辑推理和空洞说教的哲学、伦理学，黎锦熙曾特意将学生中几位活跃分子请到家里进行调解。然而黎锦熙在“五四”前夕却已声震新文化和教育界了，是“我国国语运动的先驱”。钱玄同曾经说：民国六年有两杆大旗举起来，一是胡适、陈独秀倡导的文学革命，一是黎锦熙、黎锦晖等主张的小学用“国语”教科书，他们都提倡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黎锦熙创建的现代汉语法体系和拼音字母前身的“注音字母”，就给中国亿万文盲识字提供了便捷， 是件“千载大业”的伟事。
那么，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中又为何说“我请他（杨昌济）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呢？
这恐怕与当时的客观环境有关。因为抗战初期国共合作虽在实行，但相互间仍防范较深，常有摩擦。1938年夏，西北大学的马师儒教授回陕北米脂奔丧，路过延安时受到毛泽东宴请。席间毛泽东讲到了他与黎锦熙的师友深情，并请马先生代致问候。当年8月25日，黎锦熙收到了毛泽东赠送的新著《论持久战》，黎锦熙也将自己这一时期主编的白话词典《国语辞典》回赠，但这段时间他们一直未曾有文字往来。这大概是为了黎锦熙的安全起见，才不留“笔墨在人间”的。毛泽东才不得不在将要在报刊公开发表的“访问记”中避开黎锦熙，而仅言已死去的杨昌济。果然言中，马师儒先生从延安回到国统区后，不久就因在延安为毛泽东招待之事，便“被教育部解聘”了。
当然提“杨”不提“黎”，恐怕也与毛泽东个人情感有关。1919年以来，杨昌济先生一直重病缠身，且一日比一日加重。年底病危，湖南的好友黎锦熙、朱剑凡、李肖聃、徐特立等和北京的名流蔡元培、范源濂、杨度、章士钊等相继来医院探望。一日晚，毛泽东也赶来看望，杨昌济示意他坐下，然后抖索着从身上掏出一块怀表递给毛泽东，说：“润之，这块表跟我多年，在日本、英国我一直戴着，送给你作个纪念吧。”毛泽东热泪盈眶地双手接过。杨昌济又对毛泽东郑重地说：“你和开慧的事我全知道，你要多照顾她，她年纪比你小很多，凡事让让……”毛泽东含泪回答道：“先生，您放心!我会对她好的。”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逝世。毛泽东料理了公事、私事后，受岳父之重托，这一年与杨开慧结婚成家，可是激烈的革命斗争使他无暇照顾小家庭，更无精力照顾岳家生活。他们1920年冬天结婚后，杨开慧从此就跟随着毛泽东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7年连生了3个儿子。1927年9月，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游击，杨开慧只好带着3个孩子寄居板仓娘家，母子4人过着艰难困苦、担惊受怕的生活。1930年10月24日毛泽东与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这就成了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抓捕杨开慧的直接导火索，11月14日杨开慧被捕后的第20天被杀害于长沙城浏阳门外识字岭。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惨烈遭遇是万万 没有想到的。
杨开慧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日后协助毛泽东开展工农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她帮助抄写的。毛泽东曾夸奖说：“我这个好秘书，抄写起来，又快又好。”她为了他从事的事业献出年轻生命，这就使毛泽东一生背负着“开慧之死，百身莫赎”的愧疚。为了对杨家的这份感情，所以他反复提起杨昌济先生。在与斯诺谈话中他说：“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个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关系。他讲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而且在这本书的启发下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一百分。”
究竟是谁介绍毛泽东到李大钊处工作的应该说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其中杨昌济出了力，张国焘的进言也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黎锦熙与李大钊的深交才是关键因素。（作者：康化夷 湖南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