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创新一定来自于临床需求，而不是实验室。最了解患者临床需求的是医生和医疗机构，最早评估医学创新成果临床使用效果的也是医生，因而医学创新应充分发挥医生的主体作用。”——葛均波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医学创新不仅是重要组成，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保障。”在日前举办的2017中国医学创新联盟（CMIA）成立大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向记者表示。

那么如何实现医学创新呢？葛均波认为，把人们的健康生活需要从理念变成产品，并将产品应用于有需求的人们，就是实现医学创新的过程。

创新需要机制引导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创新能力包括医学创新能力还亟待提高。2016年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指出，多数原研药、高端医疗设备依赖进口，是导致我国居民看病贵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改变这样的状况，必须支持立足我国的医学创新。

关于医学创新，葛均波向记者讲述了流传于国际医学界的一个知名故事。

那是在1925年的时候，年仅25岁的德国乡村医生沃纳·福斯曼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他把一根无菌导尿管通过左臂肘部的上腔静脉插入到自己的右心室，并完成了世界第一例心脏导管手术。

虽然这个事件扬起了现代心脏病学的帆，但这个大胆尝试并未给福斯曼带来荣誉和尊重，而是暴风骤雨般的批判和嘲弄，并导致他离开了医院。直到1956年，一封来自斯德哥尔摩的信才让人们重新记起了福斯曼的伟大———他和另外两名来自美国的医学科学家共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福斯曼的故事提醒我们，医学创新首先要有先天的热情。但仅有热情还不够，还需要良好的体制机制作为保障。”葛均波说。

身为科学家兼医生的葛均波，其实还是武侠小说的爱好者。他告诉记者，在他读《射雕英雄传》的时候，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天生愚笨的郭靖成为了武林大侠而天资聪颖的杨康却成为了武林的祸害呢？不断地思考总结之后，葛均波认为同为忠良之后的二人，成年后有如此差异主要在于培养他们的机制不同。

“郭靖师从江南七怪，虽然这几个人功夫平平，但团结一心培养郭靖的机制很好，磨炼了郭靖踏实、愿意吃苦的性格。而杨康的师傅丘处机虽然武功高强，在培养杨康的过程中却重智轻德，反而导致了杨康的急功近利。两种不同体制的培养，也直接决定了他们的武艺所能到达的高度。”葛均波认为，医学创新实际上类似于习武的过程，有大成者必须有良好的机制体制做保障。

转化为生产力的医学创新才有生命力

但医学创新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体制的作用也涉及方方面面。在葛均波看来，我国医学创新发展现状的滞后，还与医生和医院作为创新主体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有关。

“这是因为，医学创新一定来自于临床需求，而不是实验室。而最了解患者临床需求的是医生和医疗机构，所以说医学创新要充分发挥医生和医院的主体作用。”葛均波强调。

不过很遗憾，目前在我国的医学创新体系中，创新主体是医药企业而非医院和医生。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现行的议论文为主的医生晋升考核体系，限制了医生参与临床医学创新的动力和积极性，这实际上也是体制的问题。

“当然，作为科研成果的重要载体，论文有论文的重要性和意义。但问题在于，以论文呈现的科研成果最后的转化效果如何？其实不容乐观。据统计，我国目前年专利申请数已经排在了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我们专利转化频次却仅为0.2%，美国是我们的30倍还多。以心血管创新技术起搏器为例，因为没有完全掌握核心技术也缺乏产业化经验，我国的心脏起搏器几乎完全依赖进口。这也间接说明，我国大多数的医学研究论文并没有转化为生产力。”葛均波遗憾地向记者表示。

创新是第一生产力。在葛均波看来，只有转化为生产力的创新，才具有生命力，才能推动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

葛均波曾经接触过一位社区医生，为了晋升副主任医师，在一本很差的杂志上发了一篇用益母草治疗老鼠痛经的文章。“我们不能说这样的论文没有价值，但是社区医生要完成20只老鼠的试验并非易事，而这样的试验在大的医学中心很容易完成且实验数据的精准度较高。也就是说，社区医生所做的老鼠试验可能是在重复别人的试验，这对于医生而言是不公平的，也浪费了医疗资源和科研经费。”葛均波表示。

不过葛均波也同时强调，不提倡社区医生做老鼠试验，并不是说不鼓励社区医生做科研，而是说对于医生的晋升考评不应该设立统一的标准。比如，社区医生可以将慢病治疗、管理、康复等作为科研项目，这样的研究成果就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

加速医学创新成果转化，需要实现医研企融合

要真正发挥临床医生在医学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不仅要改变目前医生晋升以论文为主的评价体系，还需要考核科研成果的转化率，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拉动医生参与创新研究的积极性。

葛均波坦言，我国年轻的临床医生并不缺乏创新的理念，但缺乏转化研究成果的动力。因为如何把理念变成专利保护起来，又如何把专利变成产品服务于人们的健康，往往都不是医生群体自己能够做到的，还需要医生和医药企业建立协作关系，也就是医研企的融合关系。

但据记者了解，以往我国的医学创新体系中常常强调产学研结合，而不是医研企融合。虽然都是强调协作，但产学研合作仍是以企业为主体，医研企的融合才是将临床医生作为创新主体而构建的协作关系。

融合协作，是为了加速推动创新成果的转化。但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机制体制原因，医学成果转化问题成为医学创新的一个痛点。即使在医药企业活跃的上海张江地区，也同样面临着成果转化的困惑。

“所以，立足于医生作为创新主体的创新成果转化，亟须建立联合医生、研究机构和企业的第三方服务平台，这也正是中国医学创新联盟成立的初衷。”葛均波表示，希望中国医学创新联盟的成立，能够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带动更多类似平台的成立，从而带动国内更多医学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并形成产品走向临床，为百姓健康提供更多保障。

■链接

中国医学创新联盟（CMIA）

中国医学创新联盟（CMIA）由全国政协委员葛均波院士发起成立，其具有四大特点：

一是阵容强。葛均波院士担任总发起人，一呼百应的发起者还有陈凯先、胡盛寿、董家鸿、乔杰等10余位院士，以及李为民、熊利泽、封国生、张澍田、王拥军等一批知名专家和医院管理者。同时，北京协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等单位也是中国医学联盟的联合发起单位。

二是链条全。联盟成员将扩展至医疗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药企业、投资公司等机构，搭建医学创新成果转移转化的完整产业链。

三是内涵广。联盟以引领创新方向、培训科研人才、创建创新机制、交流创新经验、传播创新案例为重点任务。

四是形式多，联盟将策划和组织调研、比赛、论坛、路演、培训等各种活动，让推动医学创新的理想变成可感可见可参与的现实。（记者 刘喜梅 本文刊载于《人民政协报》2018-01-03期05版）